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“对于被判处拘役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宣告缓刑，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、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，应当宣告缓刑：”，并规定了四种情形，即“犯罪情节较轻”、“有悔罪表现”、“没有再犯罪的危险”、“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”。该条款规定了符合条件的犯罪分子，并区分了两种情形，即“可以宣告缓刑”与“应当宣告缓刑”的类型。
受害人拒绝谅解甚至拒绝接受赔偿，并非属于对犯罪分子“有悔罪表现”的否定，只要犯罪分子主动愿意认罪悔罪、积极愿意赔偿，就应该被我们刑法积极评价。法院当然尽量调和双方的矛盾，例如让受害人自愿接受犯罪分子的赔偿并做出谅解，但受害人接受犯罪分子的赔偿或者谅解，从来都不是适用缓刑的法定事由，而只是法院综合研判酌定适用缓刑的事由。
对于法院“可以宣告缓刑”的犯罪分子，法院考虑到缓和社会矛盾，也应当以适用缓刑为常态。对于法院“应当宣告缓刑”的犯罪分子，则不属于法院选择是否适用缓刑的裁量范围，只要符合条件就必须适用缓刑，不能把适用缓刑的决定权拱手交给受害人，从而变相成为“公权私用”。
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被害人不谅解就对适用缓刑实行“一票否决制度”，是否适用缓刑依据的是国家法律，而不是受害人的情绪。因此，国内一些法院理直气壮对一些符合条件的犯罪分析适用缓刑，而不是把适用缓刑的决定权交给受害人。
对于缓刑的使用，符合条件的，即使被害人不谅解，也应当适用缓刑；不符合条件的，即使受害人谅解也不应当适用缓刑。法律是严肃的，根据案件自身的是非曲直实事求是对待，不可情绪化处理。如果受害人的态度就能决定是否适用缓刑，这就把我国缓刑与刑事和解制度混淆，而且受害人侵夺了法院不受到干扰做出审判的法定权利。
我这么多年处理的案件，只要符合缓刑适用条件，都会积极与受害人沟通、协商。我甚至让家属委托律师与受害人谈判，尽量避免家属与受害人之间产生冲突激化矛盾。不过，真遇到家属与被害人关系恶化后才委托律师的案件，则需要在有效沟通的同时，努力说服法院坚持原则适用缓刑。
法理无外乎人情，“冤家宜解不宜结”，符合条件适用缓刑的案件，及早放出来也是缓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。尤其是“不满十八周岁的人、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”，法院更应该创造条件适用缓刑。法律要有硬度。法律更需要有温度。